1935年1月14日夜，黔北的细雨落在破旧的瓦片上，红军先遣队刚刚进入遵义外围。队伍在暗夜中沉默前行，一位警卫轻声对身旁战友说：“总算看见城墙了。”这一句带着疲惫的呢喃，道出了中央红军跋涉近两个月的艰难。
湘江的硝烟尚未散尽，五万余人的重大减员让指战员们愁云密布。连日来，行军途中不断传来质疑：如果再这样走下去，队伍还能剩下多少？军心的动荡，逼得每个人都在寻找新的方向。
有意思的是，最先把目光转向毛泽东的，并不是普通战士，而是此时仍在中央负责宣传的王稼祥。湘江突破后，王稼祥在临时宿营地边沿河滩踱步，他把几份敌情电报揉皱，一抬头对张闻天说：“再让李德指路，我们就真得给蒋介石送大礼了。”
张闻天沉默许久，终于点头。此刻的“洛甫”才三十来岁，却已被失败的压力逼得鬓边见白。他回忆起几年前在瑞金聆听毛泽东分析作战形势的情景，那种从容与清晰，如今在队伍里再也难见。
两人很快找到彭德怀。彭德怀先是把茶碗重重搁在桌上，随即一挥手：“我同意！能打仗的就该有话语权！”这句掷地有声的话，随后通过口口相传，在行军中的干部队伍里迅速发酵。
队伍继续北上，中央接连召开了黎平会议、猴场会议。表面看是一次次路线调整，实则是周恩来在幕后稳稳掌舵。周恩来清楚：讨论得再热闹，如果没有一场真正能“翻盘”的会议，一切只是空谈。
黎平会议那天，木板屋里油灯昏黄，周恩来把地图“哗”地摊在桌上，语速不快，却句句紧逼：“现在是保命还是冒进？请各位拿出主意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目光扫向毛泽东。那种目光中的信任，令毛泽东低头思索，却不再回避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博古当晚脸色铁青。作为“三人团”中排名最靠前的人，他已嗅到权力天平的倾斜。可对周恩来拍案而起的斥责，他没有任何回手余地。战场的残酷数据比任何批评都更有分量。
随后召开的猴场会议进一步削弱了李德、博古的权威。周恩来建议取消“三人团”对军队的单独指挥，将决策归于政治局集体。方案通过时，王稼祥在角落里露出罕见的笑意，他知道棋局已走出关键一步。
1月9日深夜，毛泽东在昏暗烛光下写完一份作战设想。张闻天推门而入，两人对坐无语。片刻后，张闻天把那份纸条推回到毛泽东手中：“明天交给恩来。”短短一句，却等同于公开表态。
进入遵义城前三天，周恩来与博古再度单独谈话。双方声音压得很低，但屋外警卫依旧听到那句直击人心的评判——“失利不是偶然，指挥再不换，后果你我都担不起。”这一次，博古没有反驳。
遵义会议于1月15日晚正式开始。会议地点是一栋二层小楼，门口的旧招牌还写着“滇军办事处”。能否翻身，全看这栋小楼里的唇枪舌剑。
开场致辞后，周恩来首先回顾军事失利，他不动声色，却层层举证，将湘江到鸭溪的损失摆在众人面前。紧接着，张闻天起身，直接指出博古、李德的战术僵化。“如果继续照本本打仗，红军就没有明天。”这句重话在寂静中显得格外刺耳。
毛泽东随后发言，他没有用太多情绪化词语，只把“灵活用兵”“敌强我弱”“分割包围”几个关键词阐述清楚。现场许多干部发现，这种贴近实际的思路，与过去李德那套“电台指挥”判若云泥。
轮到王稼祥，他挪动受伤的右腿站起来，声音因为虚弱略带颤抖：“我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，并建议立刻调整军事领导结构。”短短数语，却像最后一块砝码，让天平最终倾斜。
最关键的一幕出现在表决环节。周恩来在投票前补充一句：“形势逼人，谁来承担胜败责任，也请各位扪心自问。”话音落地，他将票投向毛泽东。随后，多数人随即跟进。王稼祥的那张票，被毛泽东后来称作“生死关头的一票”，但若没有周恩来打头阵，后续票数未必会如此顺畅。
会议结果公布：毛泽东、张闻天、周恩来组成新的常委会；军事上，由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稼祥三人负责具体领导。博古、李德不再单独发号施令。
走出会场时，凌晨两点的寒风吹得火把噼啪作响。有人悄声问周恩来：“今后该怎么称呼主席？”周恩来摆手：“照旧，毛委员。“简简单单四个字，既尊重新格局，也暗示全军指挥权终于回到实际能打仗的人手中。
不久，中央前敌司令部成立。周恩来自请担任副职，把最高决策权让给毛泽东。外界看似风平浪静，内部却是一场自我牺牲式的布局。周恩来坚信，若要突围，必须让毛泽东放开手脚。
2月，赤水河畔寒意未消，毛泽东提出“四渡赤水”设想。周恩来拿起铅笔边听边记，在作战图右上角写下一行字：“迅速转换战场，出其不意。”这行字保留下来，如今的军史研究者仍能看到他当时潦草却坚定的笔迹。
渡河行动开始前，博古仍在犹豫。周恩来把他拉到帐篷外，小声却沉稳地说：“历史不会等待你的顾虑。”这一席话让博古终于松口，同意全盘执行。事后有人笑称：周恩来是把博古“逼”向了正确道路。
四渡赤水的结果，正面击溃敌军对中央红军去向的判断。胜利消息传回，遵义会议的意义更显突出：书面决议不是空谈，新的军事路线经得起炮火检验。
3月底，周恩来和毛泽东并肩站在高坡上远眺赤水河。毛泽东感慨道：“从今往后，是你我搭班子。”周恩来只是把军帽压低些，用力点头。这段半玩笑半郑重的对话，后来被随行秘书记录在案，却极少人知。
外界常说王稼祥“投下关键一票”，说张闻天“率先发难”，都没错。但要问谁在遵义会议“起决定作用”，纪录和回忆无一例外地把目光集中到周恩来。他在会前的组织，会中的发言，票决时的态度，以及会后甘当副手的选择，使毛泽东的崛起由可能变为现实。
不得不说，周恩来的权威、声望、人格魅力在此刻形成合力。没有这股合力，任何改革都可能半途而废，任何新路线都可能胎死腹中。遵义会议的成功，既是集体纠错，更是周恩来主动让位、周密运筹的结果。
时间进入1935年4月，红军北上途中，周恩来数次在行军间隙与毛泽东交换意见。毛泽东常常一句“恩来，这事你看呢？”一句反问里，透露出信任，也昭示了崛起后的默契分工。
剧烈转折后的长征，仍旧险象环生，但遵义会议确立的领导格局再未动摇。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与周恩来的组织才能相结合，为后续的乌江突围、杉木岭激战奠定基调。
若干年后，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回忆那段历程，他说：“遵义会议是我们的生死转折，恩来同志之功，第一。”这一评价，被多位与会者反复佐证。事实已经说明：在最艰难的节点，周恩来不只是“出主意”，更以身作则，把个人得失放到最后。
历史记录常常高举胜者，却少有人窥见胜者背后的推手。周恩来恰恰是那位甘作推手的人。遵义会议前后，他的分寸感与牺牲精神，使中央红军由险境走向转机，使毛泽东从边缘位置进入核心。
“遵义会议”后，毛泽东成为政治、军事兼备的领导核心，而周恩来却从不争首功。他对王稼祥说过一句玩笑：“我也不过是给毛委员打前站。”轻松言辞背后，隐藏的却是对革命前途的深刻责任感。
从会议当天的星火微光到四渡赤水的炮火轰鸣，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扶持体现在一次次关键决断中。行文至此，不难回答标题中的疑问：毛泽东正式崛起的决定性推手，正是周恩来。
延伸：从遵义走向胜利——周恩来与毛泽东合作的深层价值
遵义会议只是合作的起点，二人关系的深层价值体现在随后的三个方面。
第一，战略层面的互补。毛泽东擅长大局思维，善用“不对称”原则打破敌强我弱格局，而周恩来在资源调配、人事统筹、信息搜集上极为细致。以1936年2月直罗镇战役为例，毛泽东定下以逸待劳的作战设想，周恩来则通过与地方党组织协调，提前筹备伤员转运、弹药补给，让前方战斗没有后顾之忧。事实证明，若缺其一，战役不会如此干净利落。
第二，政治生态的平衡。遵义会议后，党内并非铁板一块，仍有部分干部习惯原来的“国际路线”。周恩来凭借多年在中央苏区的人脉，化解了多起潜在的对立情绪。1935年夏，他在班佑临时医院探望负伤干部解释“新路线”的必要性。那场谈话持续了近两个小时，最终让几名中层指挥员放下抵触，继续执行中央命令。毛泽东后来评论：“恩来不仅救了伤员，也救了疑心。”
第三，敌后斗争的铺垫。抗战全面爆发后，国共重新谈判。周恩来出任代表，能在谈判桌上坚定而灵活，是因他已得到毛泽东百分之百的授权。延安高层会议上，毛泽东一句“总代表非恩来莫属”，体现出对对方能力的深知，也显示两人的信任早已融入决策机制。结果是，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成形，八路军番号顺利取得，为全国抗战注入新力量。
合作价值不仅体现在当时，也为后来建国后的分工埋下伏笔。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谈判期间，周恩来与毛泽东的默契发挥到极致。毛泽东总览全局，周恩来与对方代表夜以继日磋商，最终将解放战争的收尾转化为政治解决。倘若回看遵义会议，就能发现二人初步确立的合作模式，在近十五年后仍保持活力。
可以说，遵义会议后中央领导格局的形成，并非偶然，而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优势互补的必然结果。毛泽东给未来的战略方向提供了风帆，周恩来则稳稳掌住舵柄，让风帆不因狂风巨浪而倾覆。两人合作的深层价值，正体现在这种互相成就的关系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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